重磅！终于有人讲清疫情对中国影响及如何努力才能推动经济反弹？（附演讲全文）
专家简介朱民：2020年2月22日上午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高管教育中心“在线大讲堂”第二场讲座如约而至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、IMF前副总裁朱民做了关于“2020年经济发展新形势”的主题分享。朱民结合当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宏观影响，以及中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大背景，介绍了实现我国经济2020年增长目标的政策和抓手。朱民博士通过央视频、腾讯财经、新浪财经、凤凰财经、新浪微博、网易财经、今今乐道读书会等平台，进行了一场2020年经济发展新形势”的在线讲座。
朱民目前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，复旦大学校董，也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常务董事，彼特逊国际经济研究院董事会董事。他于2011年7月至2016年7月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，此前，他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银行副行长。他曾在世界银行工作，并在约翰﹒霍普金斯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授经济学。
本文授权转自盒饭财经（daxiongfan）根据朱民博士的在线课程整理， 他的思想富有洞见，对这次近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停摆，提出了如下看法。
1.“新冠状病毒肺炎”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
2.2003年处于全球性的上升周期，中国也是在上升周期中。所以，2003年非典期间，中国政府启动政策后能够有一个非常迅速的经济反弹。然而，在今天环境下，这个会变得相对比较困难一些，整个的周期是不一样。
3.从这个结构上来看，反弹和恢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特别是在消费方面——跌掉的可以反弹，但是很难全面的补过来——它不是那么容易，是需要很大的力度来推动。
4.在宏观层面看，政府的政策已经很好了，无论是金融的力度，流动性支持和贷款支持，还是财政的税费支持，海关的出口支持，商业部门的物流支持等等，已经出台了很多。但是，这些政策的落地，会有一个过程，它要到省到市，就需要全面打通。
5.整个经济结构在进一步的转化，进一步的走向服务业。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变成了一个瓶颈，特别是非竞争型、非市场化的服务业。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，同时提高制造业更多的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，就变成了我们能不能迈向高收入的这个阶段，我们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核心问题。
6.科技创新既是抗疫的有力工具，也会成为反弹的新经济增长点。
7.疫情影响是严重，反弹是必然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叫把反弹做成一个强劲反弹，这样才能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，同时为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打下一个好的起点。
以下，为朱民博士分享全文。
这次我想说的题目是《战胜疫情，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》
分为以下几个阶段：
第一是我们要理解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的影响，我们怎么有政策来推动一个强劲的反弹，这个对2020年特别重要。
第二，当我们看2020年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更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大局和趋势看。这个宏大的大局，就是中国从今年开始，开始走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阶段。
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金，然后我们从1万美金走向1万5千美金，进入高收入阶段。所以今年是第一年，今年也是特别特别重要。所以在这个起始年，怎么样把抗疫的经济恢复工作做好，就显得特别重要。所以，大的叙事的宏观背景，我们需要充分理解。
第三，在这大的背景与现在的政策结合起来，那就是改革开放、科技创新。特别是抗疫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科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也为下一轮中国经济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，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政策，怎么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，这个是我们中国最主要的大局，是当前最重大的任务。
就以上几点和大家做一个汇报。
深刻理解疫情的经济影响，10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
为什么要这么讲的？大家要深刻理解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
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要完成今年的经济社会任务，而且要推动中国超高收入增长，它需要一个强劲的反弹，反弹是必然的，我们需要的是强劲的反弹，所以需要10倍的努力来推动反弹，才把中国经济的基础奠定好，所以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一件事。
我们就“疫情对消费影响的总需求”做了一张估测表。我们看2019年的时候，我们国家总体消费是23.7万亿元人民币，零售部分，网上是8万（亿元），非数字化部分7万（亿元），所以现在出入都很大。但是服务消费大家可以看到是7万6（亿元），主要还是在线下，线上只有6100亿。
那么我们对比了19年的2月份和3月份，春节和春节以后一个月，那么在这个情况它的消费占的比重，大概占15%左右，就是说数字化部分占了14.5%，这个电影的票房占了23.7%。比如说演出、赛事，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集中，占了19.6%等等。
然后我们通过大数据的调研，我们做了分析，我们估计今年在这个期间可能会下降的幅度。比如说线上零售消费部分下降幅度不大，17%左右，但是非数字化就是说餐饮业会下降60%左右。
日用百货就包括口罩等等，因为口罩需求上升，我们假设是持平，但是这个电影的票房估计会下降92%，专业演出全部关了，下降90%，旅游休假会下降97%。但也有上升的部分，服务消费里面游戏上升50%，短视频上升60%，在线教育上升300%。
从整体结构角度来看，可以看到整个的影响。社会零售数字还会减少2000多亿，餐饮会下降4000多亿，旅游休假会下降9000多亿。和上升的线上教育、短视频、游戏相抵的话，估计在今年1月到2月，疫情对消费的总影响是1.38万亿人民币。
这个1.38万亿人民币的影响，是什么概念？
等于去年总消费的5.5%，如果就把消费需求折换成经济增长的话，第一季度消费肯定是负增长，对GDP会连带着个3到4个百分点。影响还是很大，我觉得我们对要有深刻的理解，总需求它是落了一块。
再从总需求看，我们把2019年和2020年的GDP分解比较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2019年GDP总增长是6.1%。6.1的分解是最终消费占3.5个百分点，最终资本形成是1.9个百分点，进出口是贡献是0.7个百分点。
2020年用模型算的话，估计进出口方面，今年会为GDP的增长贡献会下降到0.1左右，会比较小，出口是今年一个特别严峻的挑战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，最终消费它会下降大概从3.0到3.4左右。资本形成就需要上升，不但是投资的涨，而且是投资效率的上升，占到2.4到2.5个百分点，我就比去年的话增长了0.5到0.6个百分点。这样的话我们今年才能完成全年GDP增长5.5到6个百分点这样的区间的增长速度。
从总需求化解，我们能看到今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，拉动总需求、拉动消费、拉动投资和拉动出口，这三件大事都是不容忽视。
我们从总供给来看的话，新冠疫情影响区域大幅超过“非典”。
影响总人口占比非典才18%，这次是63%；GDP比重，非典时期才影响26%，这是占到74%；零售消费额的比例，非典时期只占25%，这次影响71%。所以它是整个供给面的一个大规模的受到了影响。
而且，这次停工也是非典时期所没有的。
春节加上春节以后的延长假期，从10天到15天不等，如果以12号和20号复工和30号复工的话，停工阶段都有20天到30天左右。
我们做了近万家的企业调研发现，复工难的原因从供给来说还是物流、人流、交通流不通占了60.7%，这是总供给的问题。因为疫情，政府希望延期复工占17.6%，也有36.9%的企业，担心复工以后又产生新的疫情扩散；员工无法按时返岗，占到31.2%。
所以在总供给的方面，现在看来整个的产业链，整个的物流，整个交通的损伤还是很大，要把它恢复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。
与此同时整个的宏观环境，我们和非典时期比的话，其实还有很大的变化。
蓝线是世界经济增长，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经济增长是从2002年的2.9，到2003年的4.7，到2004年的5.4，全球是一个经济上升的阶段。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上升很强劲，从9%到2003年没有影响10.1到10.4，继续往上走。
那么现在来看，整个经济的宏观影响很不一样，这是全球的经济增长。大家可以看到从2018年的3.5降到2019年的2.9，今年大概是3到3.3左右，这是最新的估计。
整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更低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从2018年开始，从6.6到6.1，今年我们争取能够在5.5到6之间的速度。所以它整个的宏观环境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的不同。
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和2003年比，外部贸易的差别也很大，这个蓝的是世界的贸易，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的贸易是从2002年的3.8增长到2003年的5.9，然后增长到2004年的11%，这是一个很强劲的贸易上升阶段。
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外部的环境，我国家加入WTO以后，贸易的增长也是很快，所以我国整个贸易的增长也是从增长从2002年的22涨到了2003年的36，涨得非常快。现在的情况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世界贸易的增长从3.6降到1.1，今年可能会略有上升，到2%左右。
中国的贸易，也从9.6降到了3.4，今年可能还会继续进一步的下调。
所以我们如果把这次和非典的宏观背景来看，整个经济的周期和外部环境是完全不一样。2003年处于全球性的上升周期，中国也是在上升周期中。所以，2003年非典期间，中国政府启动政策后能够有一个非常迅速的经济反弹。然而，在今天环境下，这个会变得相对比较困难一些，整个的周期是不一样。
用一些具体的数字来看，可以看到2003年中国季度增长，第二季度有一个短暂的下跌，之后就一直上升，趋势是整体往上走。投资方面，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投资一直上升。整个的投资2003年上升了23.72，2004年上升了24.33，所以投资反弹是非常强劲的。
工业增长速度大家也可以看到，从季度的角度来说，它有一个季度的下调以后就开始直线上升。年度来看，季度的工业增长速度，从2002年的8.94上升到2003年的15.88，再到2004的18.81，工业增长恢复弹性是非常强劲。
2003年的贸易方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一个季度的下跌以后，就开始反弹，之后维持上升，所以全年的贸易增长速度从2002年的22.4上升到上2003年的34.6，再上升到2004年的35.4，所以说，贸易的反弹也是非常的强劲。
从年度的房地产销售数据中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有一个很大的下跌，但是之后就开始反弹，反弹还是很强劲。从2002年的24.1上升了2003年的31.9%，延续到2004年的30%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几个轮子，投资、贸易、房地产，2003年整个的反弹都是非常强劲。
但是消费增长方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2003年有一个下跌以后，季度上它有个下跌幅度很大，然后逐渐往上走。全年看的话，民生消费增长还是低于2002年。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。
为什么？因为跌掉的消费可以反弹，但是很难全面的补过来。
比如说你两个月你很少上餐厅去吃饭，你不能说疫情解散以后，你去餐厅去吃无数的饭，把这个补回来。你也会去，也会去多一点。但是很难把过去的消费完全补回来。所以2003年的消费增长反而是低于2002年的，但是2004年继续保持了一个强劲的增长12.4%，因为打下了这个基础。
所以我们把这几个数据放在一起看，疫情在2003年有一个强劲的反弹。消费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方面，靠投资、靠房地产、靠贸易，整个拉动。所以使得整个2003年经济继续增长，比2002年持平还继续增长。
所以从结构上来看，大家就可以看到，其实反弹和恢复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特别是在消费的角度来看，它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是需要很大的力度来推动。
但是反弹是客观存在的，我觉得这是教训。我刚才讲到我们现在和世界比，差别很大。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贸易从2018年的9.6%下降了2019年的3.8%左右，中国房地产的销售增速也12.2%下降到了6.5%左右。我们整个的趋势是在一个下降的周期，而不是在一个上升的周期。
但是好在是2018年到2019年期间，我们的投资和工业是稳住的，我们的投资2018年的增长是23.7%，2019年达到了24%。2019年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减税、鼓励投资、宏观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。2018年的工业增速也稳住了，从整个10%左右上升到11.5%左右。这方面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点后，可以继续的反弹。
与此同时，也看到在这次疫情中，科技方面，如网络、云、人工智能、5G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这次疫情发生和非典不一样，中国已经是网络大国，全社会（个人、企业、行业）数字化已有一定基础。与之前的疫情都有不同。数字化技术支撑了对疫情的信息传递，对疫情的防控。
同时，基于强大网络和各种科技手段加持，互联网和数据智能技术对科研检测、信息服务、疫情防控、物资供应，甚至捐赠等等，都极大的提升了本次疫情防控的效率。同时，在疫情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营如生活服务、在线医疗和办公学习等，也因为数字经济出现了新的生态，我们看到线上教育大概增长了300%。
我们在这次疫情中能看到众多提高疫情防控效率的案例。
如，高德地图上线了发热门诊的查询功能，1月31日已覆盖了297座城市。如，国家卫健委和腾讯做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肺炎医疗的救治的定点医院和发热的门诊地图”；如，百度上线了门诊地图和疫情管控消息；还有，如，阿里在复工的时候和杭州政府合作，通过“健康打卡”和“健康码”，追溯每一个人员的流动和安全系数，使得能够精准地做到健康与有效复工同时进行，这都是高科技起到的作用。
当然线上教育、线上医疗、线上娱乐，特别是线上办公，支持2亿人的现场办公，其实都得到了一个跳跃式的发展。
这是一个很大、很新的变化。
从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和情况来看，疫情恢复后，我们会走上很大规模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过程。这对整个经济的推动和影响，以及对长期的影响，也是非常重要。
那么从现在来看，当前复工需要政府支持的是什么？
基于上万企业的调研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尽快恢复物流还是最主要的。贷款和金融服务为第二，占37.2%。然后还有给企业灵活性，不要强制推迟或者提前复工时间，让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复工；减免税费，特别是对所得税、收入税等等的减免；还有更加灵活的用工政策，因为有些地方回不来，有些地方的人又多了，像阿里出现借用员工的事件，很有意思一个创举；人口流动政策很重要，减免社保也很重要。
我们在推动反弹的时候，其实需要一系列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政策。在今天这个情况下，供给侧的改革，总供给的政策，而且是结构化的细致的政策，又会变得特别重要。
在这个情况下，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，我们可以看到人民银行从2月1日开始，对流动性，对贷款，对贷款的利率水平，对专项贷款的安排，都做了一系列的政策。
把人民银行从2月1日开始的政策总结了一个规律，大家可以看到3万亿流向市场。同时降低了市场的利率水平，减轻了企业的负担，保证了企业的资金需要，推动基础、设施、重点项目的建设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复工复产的信贷保障，所以金融看来我们看是走在很前面的，所以支持反弹已经走在很前面了。
与此同时，银保监会对于内部资金转移、对于不良贷款的问题、对于保险的问题、对于贷款利率的问题，对于因为疫情产生的贷款逾期的问题，都根据疫情做了一系列的调整，来支持企业的恢复和发展。
财政部也从定向财政补贴、减税降费、提前下达地方债的额度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
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，2月6日就做出了一系列的具体的保证；27日，对疫情的政府资金提供了667.4亿的疫情保障资金；对重点的企业给予贴息、补息等多方面的支持；另外，通过专项再贷款，加大金融机构的信贷利润支持等等，所以财政部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。
发改委从物资供应，对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，对电力的保障，对政府审批程序的减少和加快，然后对疫情期间的企业债券融资需求的支持，特别是推动企业员工错峰有序地返程和返岗，能够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调运行，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。
还有其他部门也出台了相应的应对政策。
交通部门，针对整个运输方面的政策；工业和信息化部，针对中小企业信息创业支持；商务部，针对商贸企业复工的指导，比如既要存得进又要调得出、用得上，比如对外包项目的管理和安排都做了很多；海关总署，对恢复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的支持，都做出了一系列的文件。我们这些文件做了梳理看到，其实都是非常积极的，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大。
还是回到这张表。
从宏观层面看，政府的政策已经很好了，无论是金融的力度，流动性支持和贷款支持，还是财政的税费支持，海关的出口支持，商业部门的物流支持等等，已经出台了很多。但是，这些政策的落地，会有一个过程，它要到省到市，就需要全面打通。
所以从企业层面来看，感觉最强烈的还是要尽快恢复物流，还是要资金到位、减税等等政策措施要迅速到位。给企业灵活性和自主性，然后让企业能迅速的复工。而且还得，给企业足够的物质保证，就是物流、人流和产业链流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现在政策已经很多，下一步，政策的到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。
我们把疫情的工作做一个简单的小结。
第一，我们可以看到从总需求、总供给和整体宏观经济周期环境，这三个环节来看，“新冠病毒肺炎”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远超非典疫情。对消费1万3千亿的减少，对全球经济就会有很大的影响，所以就疫情对经济的发展冲击要有深刻理解。
第二，疫情作为一次外部冲击，疫情后存在反弹。
所以外部冲击的影响就取决于两点：一是冲击的力度，它是不是把经济的核心部分伤害了；二是时间长度，如果时间很长，冲击的力度很大，它会影响到根本上产业链等多方面的经济运行。
如果这次疫情没有伤害到经济运行的产业链，那么恢复就会比较容易。这也是现在需要抓紧复工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因为我们已经停工了近20天了。
第三，科技创新既是抗疫的有力工具，也在会成为反弹的新经济的增长点。
这次科技在抗疫中的作用，我们刚才举了一系列的例子，以及在新经济线上的新生态、新业态的发展，如教育、娱乐、影视、办公以及线上生鲜等等。我们餐饮下降，但在线上有所反弹，线上的送菜发展的很快，线上超市现在也发展得很快。疫情后，我觉得大家都会反思，如果在疫情时期可以线上做，为什么不能成为常态？它一旦成为常态的话，中国的数字经济会上一个大大的台阶，会成为经济反弹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和抓手。
第四，需要争分夺秒，疫情和复工两手抓，结构性政策支持，中央和地方+政府和市场，10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。
从最近的观察来看，这个结论还是很重要。争分夺秒，就是说外部冲击时间越长，影响越大。只要能把它止住，就尽早把它止住，启动反弹，所以疫情和复工的两手抓。
现在我们已经连续15天，当然昨天的增长又有略微反弹，已经开始下降，疫情基本上取得阶段性的成果。在这个情况下，除了湖北武汉以外，全国大部分地区，中央严格的抓抗疫和管控取得了很好的成效，所以在这个情节点上，就疫情和复工两手抓特别重要。
复工主要面对的结构性问题，所以结构性的政策特别重要。需要中央和地方打通。就中央的政策，我们刚才举了5张表，把重要的政策列出来，已经出了大量的有力的措施。
接下来就是中央要下到地方做政策，而且地方也要有自主性创造自己的政策。
同时政府和市场两个力量共同发力，给企业自主性、给企业积极性、给企业空间、给企业利益，让企业和市场同时发力，所以我们要10倍的努力来推动经济反弹。
这个影响是严重，反弹是必然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叫把反弹做成一个强劲反弹，这样我们才能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，同时为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打下一个好的起点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们从最近做的一些调研，我们自己的分析来看，实现2020经济和社会增长目标的政策抓手有以下几点。
第一，迅速启动复工，时间就是效率。
第二，实际落实复工，物流、人流、资金支持、财政支持、政策支持。
现在复工不单是一个复工率的问题，还是一个复工水平的问题，也就说复工要回到疫情前的水平，满负载可能还有一个差距。所以我们需要复工率，需要复工的程度。那么实际落实复工，还是要有物流、人流、资金支持、财政支持、政策支持，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支持政策。
第三，从重点产业开始，产业链恢复。
与2003年对比，产业角度方面，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都是产业链。所以复工需要全面复工，一个地方的复很难。但是鉴于这次疫情的影响面，达到了全国60至70%以上，产业链的恢复非常困难。所以从重点产业开始，抓产业链的恢复特别重要。
第四，全力推动贸易恢复和出口。
今年的贸易是一个艰难年，所以全力推动贸易恢复和出口特别重要。2月和3月，通常是贸易订单的高峰，所以在这个时期，特别是在全球增经济增长还是在低增长的同时，推动贸易恢复的出口，今年变得特别重要。
第五，全力拉动和鼓励疫后消费。
刚才也讲到了2003年底的经济数据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整个的投资、住房销售、贸易增长都很强劲，但是消费并不强劲。可见拉动消费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消费特别重要。
现在消费占GDP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了60%以上。今年和以前比，我们一个特别重要新的政策，就是全面拉动和鼓励疫后的消费。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消费的高潮，这个是很重要。
有高指标的产品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，所以这是今年整个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方面。
第六，政府加大和提前采购，拉动总需求，作为复工后第一笔需求。
在经济停工20天后，重新启动的第一笔需求在哪里？我觉得政府可以加大的提前采购，作为支持企业复工的第一笔需求。
第七，以抗疫中科技创新的经验为基础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，政府推进数字化建设的基础设施、政策支持和大规模的企业和中国小企业数字化转型，进一步推动消费数字化发展。
我们看到以疫情为触发点，未来几年中，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规模上、速度上就会有很大的发展。我们有这一系列的政策来落地，能够落地能够重点突破的话，我们对2020经济和社会增长目标的实现还是很有信心，关键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安排。
2020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
疫情影响当今中国经济很重要的方面，但我们更要把现在的疫情和抗疫放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之中——那就是中国经济正在走向高收入阶段。
从根本和长远来看，这是一个更为重要和重大的历史发展阶段。所以需要我们把整个的事情放到大背景之中。
大家可以看到，中国的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，从人均GDP178美元，迅速达到了1万美金。大家可以看到上升的趋势就是从2003年开始。
2003年开始上升的斜率是非常深的，中国加入WTO，所以非典其实是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。在40年的时间里，将人均GDP增长50倍，这是世界的奇迹，是历史上不可想象的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。
与此同时，我们也看到，中国的经济增长从2006年、2007年开始逐渐从14%开始实际增长逐渐下降，去年降到了6.1%。增长速度的放缓引起了大家的担忧，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究竟能不能止住，未来的增长趋势会怎么样？看这个问题，我们觉得要把中国放到一个大的背景来看。
大的背景就是中国正在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一个关键点。我们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样本中取了一些国家做一个分析，从3000美金走到1万美金，通常都花18年的时间。
我们取得一直有代表性的国家做样板。我们可以看到18年左右的时间，在这个点上就开始分化。一组国家和地区，比如说韩国，比如说我们的台湾省，它人均的GDP就逐渐的往上走，进入了高收入阶段。但是也有一组国家，比如说巴西，比如说马来西亚，比如说墨西哥，意思就这个走不上去，长时间的停滞在1万美金。
大家这张图还是很深刻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到达1万美金以后，这些国家在三四十年间，人均GDP没有大的变化。这是一个人类经济史上特别需要令人反思的深刻的现象。
在这个节点上，中国要走向高收入的阶段就变得特别重要。
应该承认，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不是那么容易的，特别是人均GDP。
我把全世界的新兴经济的追赶，把新兴国家作为一个组，用美国的GDP做标准，用新兴国家的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，看能不能追赶。所谓追赶，就是要一个标杆，要不断的提高。你在增长的时候别人也在增长。所以你每年增长百分之几不重要，因为如果别人也在增长的话，你还是落在后面。
这也是为什么前面看到的巴西、墨西哥、马来西亚没有增长很重要的原因，它的增长速度超不上去，超过标杆。
纵坐标是经济增长，横坐标是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。
我们用美国做一个标杆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在60年代，整个的新经济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5%左右。然后在60年代70年代赶到了22%左右，速度也一直稳定在3到4左右，非常好。
70年代80年代初发生了危机。整个的赶超中，新经济国家倒退，然后增长速度下降，在整个90年代开始盘回，整个的比重没有赶超，增长速度不断的波动。进入新世纪以后，才开始又一次赶超，从22%左右增长到28%左右。但是整个增长速度是在逐渐下滑，因为规模上升了。
赶超之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走向高收入阶段不是那么容易。从看历史的数据来看，这件事是很困难的。
我们再看一个典型的拉美的追赶之路。60年代，拉美的增长速度是4%左右，那么国家平均整个已经占到了美国GDP的27%左右。到在62年到66年，有所下跌。70年代、80年代拉美不断发生，整个的增长速度下降。80年代危机以后，不但没有赶超，还开始落后。从90年代开始，几乎没有赶超，从新世纪开始，又进一步的进行赶超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回到了21%左右这个低点。
今天拉美国家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和60年代的比重是一样的，甚至低于60年代的比重，就是一个极其引人深思的案例。
50年以后，拉美国家人均GDP的比重占美国的比重下降了。也就是说在这50年中，美国的经济发展远远快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。
相对而言，拉美国家落后了。并不是说，拉美国家这50年没有发展。实际上，这50年中，拉美国家人均GDP也翻了一番，经济增长也有4%-5%。但是因为世界在变动，所以追赶的过程中，落后了。
这是人类经济史上是一个悲剧，整整50年没有赶超。
这个案例给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。到达1万美金以后，朝1万美金往上走，也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，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。
突破点在哪里？
看了世界各个地方的数据，我们发现在发展的过程中，其实全世界的经济结构都是一样的——整个农业的就业水平都在下降，农业增加值、GDP的比重也都在下降，直线下降。工业都是先上升后下降，制造业的附加增加值、产值也是先上升后下降。
整体不断上升的是只有服务，服务业是不断上升的。大家可以看到服务也是不断上升，服务业增加值也是不断上升。
进一步把经济看成结构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，农业的比重在不断减少，工业的比重在不断扩大，成熟以后开始下降，服务业是一直不断的延续上升。所以发展服务业就变得特别的重要。
中国同样沿着结构走，和世界发展的结构是完全一样。
我们可以看到在1965年的时候，在中国的农业占到了40%左右，工业占了30%多一点，服务业只有20%多一点。
而后，50年左右的期间里，中国的农业逐渐下降到10%左右，中国的工业从30%涨到56%，又下降到30%多左右。而中国的服务业不断发展，今天占了整个GDP约50%的比重。所以中国也在走一条“农业不断下降，工业先上升后下降，服务业不断上升”这样一个典型在发展过程中，结构转移和调整的过程。
但是，我们再进一步看，发现很有趣。当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，达到52%的时候，工业的比重下降到40%左右的时候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，特别是工业进入WTO这个比重上，超过服务业，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130%，也就是说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的30%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
以中国的情况来说，如果中国服务业在不断扩张，沿着世界这一转型的结果走，在过去的10年里，已经从45%左右涨到了54%左右，涨了10个百分点。
未来中国的服务业还会继续上升，但是如果劳动生产力不提高的话，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的GDP的服务业，也会丢掉0.3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，增长速度下去就变成必然。
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的挑战。
在挑战的面前，这个问题也很直接，结构的转移是必然的，那么剩下的怎么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，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的关键。
我们把服务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细分，从宏观走向从产业走向行业，我们把服务业分为市场化的服务业，如说金融、酒店等；非市场化的服务业，如教育、医疗等。
我们发现服务业市场化的劳动生产率上升还是很高的，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高。所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，进一步演变成怎么样提高非市场化劳动生产率。
可以看到在中国人均1万美元时，把中国和发达国家走过的轨迹相比，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的基本趋势还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的服务业只要有竞争，还是有劳动生产率。
我们的金融业劳动生产率并不低，我们的商业还很高，这是因为我们的电子化，给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信息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信息的产业服务业，几乎没有，我们的商务的服务业，也很落后，也几乎没有，所以还是很落后的。我们的教育和医疗的劳动生产率还是低的。顺便说一下美国的教育的劳动生产率也很低，它投入很高，学生考试的成绩质量很差，所以也很低。
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个事情就变成我们怎么样能够进一步改革开放，能够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，特别是提高非市场化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。
总结一下，在第二部分，我们要讨论的是，在2020年，中国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——这个点是中国从1万美金走向1万5美金的高收入阶段的起点。当前2020年经济的反弹和抗疫的经济要放到大背景来看，我们又看到，我们整个经济结构在进一步的转化，再进一步的走向服务业。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变成了一个瓶颈，特别是非竞争型、非市场化的服务业。
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，同时提高制造业更多的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，就变成了我们能不能迈向高收入的这个阶段，我们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核心问题。
改革开放+数字化智能化，迎接新经济的未来
所以，第三点我们讨论在宏大的叙事之中，我们怎么样进一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。
改革开放和数字化智能化，两条腿走路，两个轮子迎接新经济的到来。
第一条腿：继续改革和开放。
一是服务业内外开放。持续传统产业优化升级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，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，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。
二是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、便利化政策，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，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，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，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。
三是文化产业。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，产生新的生产经营机制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，培育新型文化业态。
四是医疗卫生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、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。支持社会办医院，发展健康产业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，推进医养结合，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。
五是教育。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。
六是金融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。
这个是一系列的大规模的开放。
我也是经历了我国的改革开放40年，这是我看到我们对外开放和改革市场化的最大的一次全面的政策，力度也是最大的一次。
总体来说，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，我们推进了金融、教育、文化、医疗等服务领域的有序开放；推动了育幼养老、建筑设计、会计审计、商贸物流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；加快开放了电力、民航、铁路、石油、天然气、邮政、市政公用等行业的竞争性业务；扩大金融、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互联网、商贸物流等领域开放，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；清理各类歧视性规定，完善各类社会资本公平参与医疗、教育、幼儿、托幼、养老、体育等领域发展的政策。
所以这是一次力度非常大的开放。
为什么？加强竞争，提高劳动生产率，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。
第二条腿：数字化智能化。
国务院制定了三个人工智能发展规划，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。
第一步，2017年到2020年同步世界先进水平。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和调查，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达到这个目标。
第二步，2020年到2025年，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。
我受深圳市政府的委托，给深圳市政府做一个“关于深圳市人工智能发展”的战略。我在深圳调研了无数的企业，和深圳市领导沟通交流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我看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势头是很好，所以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发展的重要目标。
我们做了一个智能的金字塔，在底层的是计算和记忆力，现在基本都已经是计算机化了。
另外，人的基本功能如感知、视觉和听觉，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全部数字化。语音识别、头像识别、人脸识别就人的基本功能，现在计算机已经做完了。
现在问题是计划和决策，计算机也做的很好，因为计算机能够做决策。问题是计算机有没有认知，有没有立即理解、洞察和推理现在还不知道。因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它是关联，它不是因果。所以对于因果和关联现在的争论很厉害，智能是不是认知性的，这是现在的一个突破口。自然语音处理，未来这方面是一个重大的认知突破口。
再往上走，有没有创造力是我们不知道。比如说我用了爱因斯坦的公式，E等于MC的平方，所以人工能不能出一个，爱因斯坦能不能有创造力？我们不知道。人工智能能不能有智慧，比如说禅宗叫顿悟，当然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，我想说的是，就图中这个紫色的领域，今天已有的人工智能，已经足以在现在的社会和经济的运营中产生巨大的效果。
我们不要对人工智能产生一种恐惧和抽象的概念。
我在深圳做调研的时候，我们把看到的人工智能技术作为10个模块。这10个模块基本上模块化、产业化拿来就能用，已经非常现成。
第一类数据模块，包括机器视觉、语音和声音感知、自然语言处理，现在走得很快。第二类处理模块，包括搜索、信息处理和知识提取，预测性分析，规划和探索代理。第二类操作模块，包括语音生成、图像生成、操作和控制、导航和移动。
这10个模块的技术已经完全成熟，不是说成熟到无可挑剔，主要是说在实际的企业和个人层面的应用方面，已经非常成熟，它的应用场景是很丰富。
中国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。
我们把1998年到2017年的全球AI专利的申请，我们做了一个图表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还是领先，大概有4万9千例左右，但与中国比，领先优势并不大。中国已经占到了4万2千例不到，离美国也就差一点点。所以，中国的专利研究和专利水平已经在走上世界水平。
最近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企业的前20家的排名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20家的排名里，美国是8家，包括微软、谷歌。中国是7家，包括百度、大疆、商汤、旷视、科大讯飞、字节跳动等等。
大家可以看到日本只有一家，英国也就是一家，瑞士一家。全球20家，中国占有7家，这是了不得是事啊。
我们再看一眼，这张表中，还没有把阿里和腾讯算进去。这两家在产品上不算人工智能企业，但阿里和腾讯的人工智能非常强。美国把Google和脸书放哪上去了，我们再加上阿里和腾讯，实力可想而知。从这意义上来说，中国企业在世界人工智能顶级企业范围内也是有一席之地的，人工智能的普及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
但是，我在深圳做人工智能调研的时候，常常困惑。因为我是个经济学家，因为经济学家来说，我想的是规模，想的是宏观效应——宏观层面，人工智能在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？
在我们想宏观意义的时候，5G出现了。
5G改变了人工智能的规模概念。
5G有几个特殊点：一是把带宽，二是连接。一个平方公里从10万到100万，可以输送目前所有，几乎是一个毫微秒的低延时。这就使得无人机、智能医疗、工业互联网、车联网都成为可能。
我们是个基础设施，5G+人工智能，这个世界真的变了。
在5G人工智能场景下，我们第一次观测到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融合和打通。
在物理空间里，我们先有机器人、智能化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机器人不是自动化，是智能化和数字化。在这个过程里通过人工智能的感应，感知到无数的数字，这个数字通过物联网进入大数据进入虚拟数据世界，经到云，数据储存经过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优化。优化以后，重新回到物理世界，优化和改善机器的操作，甚至产品的创新，提升现实的物理操作。
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，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能够自由的融通和耦合。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可以不要人的干预，因为一切都在云上，由人工智能进行优化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。有了这一条，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就有了基础。
所以5G的规模就成为了问题。
棕色的是4G的基站铺设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基站完成大概要花5年的时间。中国现在是370万个4G的基站，占全球4G基站的51%左右，中国是全球的一个最主要的4G国家。
计划从今年开始大规模的推广5G（灰的是5G基站），发展也是5年的期间。但是疫情时期科技的发力，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5G的基础设施的发力阶段——大规模的5G基础设施投资。把5年的周期，提前做成一个3年的周期，既有宏观投资的经济推动作用，也有基础设施推动科技发展作用，一举两得。
加快5G的基础设施，今年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
有了5G以后，下一步做什么？
5G是社会、是产业、是企业，所以下一步是互联网——物联网变成了下一步的最主要的产业性、宏观性的基础设施。
工信部从2015年开始发布物联网的文件，2019年开始密集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规划，云、互联网管理等等。2020年明确的目标，我们要完成IPv6的改造。在今年年底，中国的IPv6的这个数字可以超过美国。
做10个跨产业的平台，然后培育30万个工业APP，这个基础设施上去，企业的数字化改造的基础就形成。
2020年上5G、上物联网，我觉得是国家推动科技发展，国家拉动经济反弹和经济恢复的重中之重。2020年金融的恢复打科技战，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。其中，包括了工业互联网、专业设备、产业链、设备上云，最关键的是企业推动、探索成熟的商业模式变得特别重要。
5G+AI，我们可以判断基本上可以方方面面改变所有的产业。
在5G+AI下，三大传统的人工智能技术，计算机视觉、语音识别、自然语音识别和语音识别处理，以及包括5G的网络效应、物联网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。
从互联网传媒、安防、消费电子、金融、零售、教育、物流、制造、医疗、汽车等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系列都有极其的改变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
制造业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，中国的制造业等于德国、美国和日本的总和，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机器人比例是很低的。
韩国在每1万名工人中，它有525个机器人，中国只有25个。所以机器人的发展潜力及预期巨大，这是一个未来的自动化和新型产业。
比如说分析新的机器人增长，从工业机器人，到物流机器人，到医疗机器人到其它阶段。
我前一阶段，去了我国南部的一个民企——美的。
我们知道美的是的制造业企业，做家电的。我看到美的的空调流水线，全部数字化、自动化管理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企业的数字化、智能化，我在美的考察完了以后，我这个意见非常深刻。
我们把中国已有的医疗企业他做了一张图，大家可以看到医疗现在大部分还处于远程监测的健康管理阶段——这一次在疫情中发挥很大作用这一块。
医疗影像识别、医疗方案，这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，医疗运营化销售也会大幅的跟进，所以医疗是一个未来很大的场景。
我在东软去做调研，东软开发的标准化的临床辅助诊断工具，全面提升基层的医疗能力。这个市场就极其宽广，那么等于把医疗标准化、现代化和国际最新水平化。这样的话，就避免了个别医生的个体化诊断，可以大大的提高医疗水平。
这是一个全面的ToB也是个全面的ToC。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好，医疗是个很大的产业。
智能教育方面，这次我们已经看到，已经增长了300%。
新一代的服务的机器人，未来的应用场景是极其丰富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们延续第一阶段的讨论——抗疫会引发中国新一轮的数字化高潮。
一是，以数字化提升治理效能，将是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。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治理现代化体系的重要部分，新一代数字技术则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利器。数字政府，在疫情防治和应急管理视角下总结提炼数字政府。
二是，地方社会治理和数字化的最佳实践，将得到进一步推广。在应对疫情过程中，各地各级政府在反应迅速、行动力度、方式方法上各有差异。后续随着疫情防控的发展，各地应对疫情的治理模式以及对数字化的理解和应用模式的差异，必将影响到后续整个国家数字治理体系的建设。
三是，城市精细化治理。本次疫情也是对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的测评，让城市宏观决策和街道、社区围观精细化治理成为城市管理者的刚需。城市大脑沉淀的诸多产品将有更多机会。
四是，数字社区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。本轮疫情应对中，通过线上信息登记、每日健康追踪打卡、社区疫情线索即时举报等，支付宝小程序、钉钉物业管理端等开展了初步尝试，后续数字社区建设有望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得到进一步加速。
同时，不得不承认，疫情引发了新一轮的数字化商业。2003年的SARS让众多消费者了解和接受了网购，我看本次疫情让更多社会成员接受和习惯在线学习、在线办公、在线问诊和远程会诊等。
一是，从物资应急供应到数字化物流供应。
二是生活服务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本地生活服务填补了城市生活服务“真空”。提高“吃饭难”“购物难”的效率和体验。
三是在线医疗、在线问诊和O2O送药，能够快速满足公众需求，减少交叉感染风险。
四是在线办公学习，互联网远程办公技术解决全国在家办公和学习的协同需求。支持2亿人在家办公。即时通讯、文档协作、任务管理、设计管理成为远程办公4大类“刚需”软件。
五是在线教育“在线课堂”功能免费开放给全国大中小学使用，并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学校，储存空间容量不限。
六是在线销售，从车到房。
七是企业在线数字化和居民在线数字化消费的高潮正在到来。
所以这和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是连在一起的。
我们也要面向现实，中国发展科技的实际是需求端好、体量大、产品丰富，弱点是供给端的发展不平衡，应用层领先但基础层还是薄弱。但是我们有领先优势，比如计算机视觉、图像、自然语言处理，现在都在赶上。
所以以领先的来带动用良好的需求端，自下而上，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和场景来推动科研的发展。这是人工智能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科学发展的新路径。那么中国会有很好的实践，这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
所以这个结论是什么呢？
我们刚才讲了三个问题，第一是疫情的经济影响；第二是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主要的挑战——结构转移、提高劳动生产率；第三是我们的政策两条腿走路。
从而得出如下结论。
第一，“新冠状病毒肺炎”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
第二，充分发挥在抗疫情过程中激发的反弹力、活力、战斗力和凝聚力，推动2020年经济强劲反弹。
第三，政府需要结构性、积极的配套措施支持，发挥市场和企业的活力，争分夺秒，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。
第四，我们能打赢抗疫之战，我们也能打赢经济之战。
第五，我们把疫情放在一个大的宏观叙事中，继续改革开放，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化和智能化，让中国经济在高的起点走向高收入的阶段，我们对此很有信心。
文章选自盒饭财经，2020年2月22日
来源：清华五道口在线大讲堂
原标题：《朱民：我们需要10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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